410年前的1601年1月24日，当时正处于明朝万历28年12月21日，西方传教士利玛窦（Mathieu Ricci，1552—1610年）和庞迪我（Didace de Pantoja，1571—1618年）抵达北京，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接近中华帝王而使传教目的得以实现，他们所带来的各种礼物在第二天被进献给万历皇帝。 其中有两座大小不一的自鸣钟被万历皇帝爱不释手，传教士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的，而中国文化与西方钟表四百年的情缘就此展开。
清 朝是西方钟表在中国发展的全盛时期，而顶峰则发生在乾隆末期和嘉庆初期。作为最具中国文化的解读方式，关于西方钟表的诗句比比皆是，而清朝帝王的钟表诗文 可谓传承有序、流传至今。比如康熙的“昼夜循环胜刻漏，绸缪宛转报时全。阴阳不改衷肠性，万里遥来二百年”、雍正的“八万里殊域，恩威悉咸通。珍奇争贡 献，钟表极精工”，以及乾隆的“奇珍来海舶，精制胜宫莲。水火明非籍，秒分暗自迁。天工诚巧夺，时次以音传。钟指弗差舛，转推互转旋……”
钟表最早是作为贡品进入中国的，而帝王则是最早接受这种礼物的一批人，毋庸置疑，中国人是被钟表的精美外观以及精巧机构所吸引的，但中国人并不是一味地 被动接受，而是赋予了中国文化在其中。康熙年间在宫廷内有“自鸣钟处”，专门负责贮藏、修理和制作钟表。当时制造的一枚标有“康熙御制”的怀表，就以帝王 专用的黄色作为珐琅表壳的底色。乾隆时期，清宫钟表制造机构内已经集中了一批有钟表机械制造能力的传教士、中国工匠及做钟太监，他们制造了大批迎合帝王意 志的作品，而中国文化中代表美好寓意的图案、造型、设计、材料等细节都是这些作品的表现元素。
西方钟表中赋予的中国文化，其表现方式是 从内到外的。中国的计时方法是时辰制，所以西方钟表就体现时针24小时转一圈的走时方式，以对应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的规则。这需要在内部机芯的结构上有所 改变，也是西方钟表师特意为中国传统进行的改造。外观装饰中的中国文化则是西方钟表表现最直接的，这股强大的主导力量形成了世界钟表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——“中国市场表”，这个特有的范畴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得以实现，而且也使西方某些制表商受益无穷。对表是“中国市场表”特有的现象，也是成双成对理 念的反映，而其中的内涵对于西方制表商来说却不容易理解，他们认为这是出于结婚的需要，或是出于方便维修的需要……但事实远非如此，早在乾隆后期就有许多 贡品成双成对，其中也包括了具有美好寓意的钟表。这些表款放置在特有的盒子内，表壳往往带有珍珠的镶嵌，尤其是珐琅绘画惟妙惟肖，曾被乔治三世国王赠送给 嘉庆皇帝的一对珐琅表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西方钟表中赋予的中国文化，其传承方式是从古到今的。进入21世纪，手表世界的造型设计简 直令人眼花缭乱，但是其中以中国图案、文字等作为装饰的手表，却以其独特的外观设计和文化内涵引来众多人的垂青。时下，佩戴这类手表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出 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可，而且也成为了追逐中国风的一种象征。
如今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元素中，可以说大到表壳的设计，小至机芯中的零部 件，都能够体现出手表中国风的永恒时尚。擅长制造打簧报时功能手表的雅典（ULYSSE NARDIN）公司，也为这类复杂功能带来了中国化的表现方式。一般来说，打簧报时功能手表上的人偶造型是敲钟者，当报时启动的时候会用手中的小锤敲打表 盘上的小钟，但是一款叫做“成吉思汗”的三问报时功能手表，却别出心裁地选用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场面，似乎想要重现成吉思汉时期骁勇善战的情景，表盘上的四 个人物由18K黄金雕刻而成，既有马背上的长矛手，也有短兵相接的战士，所有的人物都会随着打簧报时的声响而变化动作，使灵感源自中国的人物造型成为动态 的设计。
比起西方的A、B、C等字母，中国的方块字在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，这个突出的差异在百多年前就已经被西方钟表厂家所感知，一些 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甚至用汉字作为自己的品牌名称，并且打印在表盘等显眼位置。比如，播威（BOVET）就是一个代表，它甚至选用了12瓣莲花图案等 来包裹“播威”两个中国汉字，用来作为自己的图案商标。如今在国际表坛流行中国特色的时候，播威自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历史优势，其“Sportster” 手表就搭配了“子、丑、寅、卯……”等汉字作为时间的刻度，再一次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计时方法，在传统与时尚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。
龙一直都是中国人崇拜的图腾象征，远在瑞士的许多表厂都曾经推出了以龙为题材的手表，表示出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。此举也带动了后来制造 “龙表”的风潮。例如：伯爵（PIAGET）在今年推出了龙凤珐琅对表，一方面体现国人对于龙凤图案的文化情结，另一方面则是对表在新世纪的重新演绎，以 传统的珐琅微绘技法在表盘上施加艺术的笔触，男表与女表的组合方式，也打破了完全以表壳大小区分表款的格局，表款中的文化元素彰显了对表的价值。
|
